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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微信上卖黑彩 - 译作||朱健平,刘松:艾乔恩企鹅版《墨子》英译中深度翻译策略研究
2020-01-11 14:01:21 阅读量:2884| 作者:匿名
[摘要]关键词: 深度翻译; 艾乔恩; 企鹅版《墨子》;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引用文献:朱健平,刘松.艾乔恩企鹅版《墨子》英译中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外语教学,2019,40:99-103.作者简介:朱健平,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典籍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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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微信上卖黑彩,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朱健平 刘松

艾乔恩企鹅版《墨子》英译中深度翻译策略研究

摘 要: 艾乔恩的《墨子》英译是“企鹅经典”收录的少数几部中国哲学典籍译本之一。该译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深度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 是深度翻译在中国哲学典籍翻译中成功运用的典范。本文详细考察了艾译中深度翻译的具体表征, 探讨了译者综合运用译文内和译文外深度翻译策略阐发《墨子》中所蕴含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方式, 试图从文本层面揭示艾译《墨子》获得成功的奥秘, 为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提供参照。

关键词: 深度翻译; 艾乔恩; 企鹅版《墨子》;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

引用文献:朱健平,刘松.艾乔恩企鹅版《墨子》英译中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外语教学,2019,40(02):99-103.

作者简介:

朱健平,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典籍翻译研究。

刘松,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典籍翻译研究、墨学研究。

01 引言

《墨子》是中国古代重要典籍之一, 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 尤其是为中国哲学贡献了最系统、最发达的逻辑学方法。胡适 (hu shih 1922:55) 认为墨子“或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西方首位系统研究《墨经》的英国传教士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27:63) 认为“墨子的逻辑学思想足可媲美西方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如今, 墨辩、印度因明学与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

尽管《墨子》精言宏论, 哲理深邃, 但却艰深晦涩, 常令译家却步。直到2006年, 《大中华文库》才推出由汪榕培和王宏合译的首个英译全译本。不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在2010年先后出版由艾乔恩 (ian johnston, 澳大利亚汉学家) 耗费20年心血才完成的全译本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以下简称港大版艾译) 。这是首个由西方学者独立完成的《墨子》英译全本, 甫一问世便赢得盛赞,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专家评审委员会称其“界定了当代中国典籍翻译的标准”。

很快, 英国“企鹅经典” (penguin classics) 又在2013年推出艾乔恩《墨子》重译本the book of master mo (以下简称企鹅版艾译) 。这是继《道德经》 (1964) 、《孟子》 (1970) 、《论语》 (1979) 、《大学与中庸》 (2003) 、《庄子》 (2006) 后第六部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哲学典籍译本, 一经发行便享誉学林, 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壮举” (asia times) , “对于当代哲学界而言, 是对中国早期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认为该译乃“鸿篇巨制, 成就斐然”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 “兼具可读性和准确性,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标准译本”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译文保留了原文的用词和修辞风格, 读之引人入胜, 令人爱不释手”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该译之所以能在问世不久便成为经典,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我们发现, 与《墨子》其他英译相比, 该译最大的特点是, 译者在译作中综合运用了多种形式的深度翻译策略。这或许是它获得成功的重要奥秘之一。

所谓深度翻译 (thick translation) , 是指“在译作中添加释义和注疏等辅助性材料, 将翻译文本置于深厚的源语语言和文化语境中” (appiah 1993:817) 。该概念自阿皮亚 (k.a. appiah) 提出以来,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 不少学者对其作了深入研究 (如张佩瑶 2007;王雪明、杨子 2012;曹明伦 2013;李雁 2014;宋晓春 2014;许敏 2016;文军、王斌 2016;周领顺、强卉 2016;吴冰、朱健平 2018等) , 其中李雁 (2014) 、许敏 (2016) 等对文本内和文本外深度翻译的区分对本文关于艾译深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译文内深度翻译, 顾名思义, 是指出现在译文正文内的深度翻译, 包括文内隐注、括号内加注、双行小注、脚注、段后评注、尾注等形式;除此之外的深度翻译即为译文外深度翻译, 包括献词、序言、前言、导论、后记、索引、术语表、插图、附录、参考文献、封底推荐词等形式。与其前出版的汪榕培和王宏合译本 (2006, 以下简称汪译) 和李绍崑 (cyrus lee) 译本 (2009, 以下简称李译) 相比, 港大版艾译和企鹅版艾译, 无论是译文内还是译文外深度翻译, 在类型上都明显地多于前二者;即使是两个艾译本, 出版时间虽相隔无几, 但其深度翻译在类型上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详见表1) 。为了从文本层面揭示企鹅版艾译成功的奥秘, 本文拟从译文内和译文外两个维度对译者所采用的深度翻译策略展开深入探讨。

表1. 《墨子》四译深度翻译类型对比

02 企鹅版艾译的译文内深度翻译

译文内深度翻译的主要表征是加注。译注是译文内深度翻译的集中体现, 同时也是深度翻译最直观的体现 (文军、王斌 2016) 。中国哲学典籍不仅哲理深邃, 而且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 因此添加注释对于典籍翻译而言至关重要, 也是译者沟通读者与源语文化的惯用手段之一。但同时, 译注的疏密和详略也与译者对假定读者的定位有关。艾乔恩将译本读者定位为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试图通过添加注释来加深读者对中国墨家哲学的理解, 其译本中的注释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也多, 原作中但凡是术语、人名、地名、书名、历史背景等文化词项, 均溯其源流, 注明出处, 译注多达1948条, 洋洋洒洒, 蔚为大观。在企鹅版艾译中, 这些译注又因内容和功能的不同而分别采用了方括号加注、圆括号加注、段后评注、尾注等不同形式。

2.1 方括号加注:案本而译

括号加注是艾译中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深度翻译策略, 它又可分为方括号加注和圆括号加注两种。其中, 方括号加注又主要用于两种情况, 一是补充原作中省略的内容, 二是增加衔接性词语。

省略在古汉语中十分常见。因此, 典籍译者在对原作进行句法分析时, 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汉语隐藏和省略部分太多”的问题 (吕叔湘 1984:445) 。同样, 《墨子》中名词省略现象也是俯拾皆是,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将原作中缺失的语法成分补充完整, 否则会导致原文主语移位, 产生误读。但补充的方式则因人而异, 如汪译和李译多用文内隐注, 而企鹅版艾译则多用方括号加注。例如:

(1) 圣人为政一国, 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节用上》)

汪译:when a sage is in charge of a state,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state will double; when he is in charge of the world,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world will double. (汪榕培、王宏 2006:169)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李译:when the sage rules a state, he can easily double the benefits of the people. when the sage governs the empire, he can easily double the benefits of the whole empire. (lee 2009: 100)

企鹅版艾译:when a sage governs a single state, that one state’s [benefits] can be doubled. on a large scale, when [a sage] governs the world, the world’s [benefits] can be doubled. (johnston 2013: 107)

例 (1) 原文承前省略了名词“利”, 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一国【之利】可倍也”和“天下【之利】可倍也”。在处理这种省略时, 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汪译和李译采用文内隐注的方式, 不在译文中出现任何注释的标记, 而是将所增补的信息与原文明确表述的信息融为一体, 使读者感觉不到译者在此添加了信息。这种译法可以增强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可使其获得友好的阅读体验。但文内隐注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模糊了原文与译文的界限, 使读者无法判断译文正文中究竟哪些是原文所有, 哪些是译者所加。反观艾译, 它通过巧妙地采用方括号加注的方式, 不仅起到了理想的补偿效果, 同时也使读者知晓括号内的内容系译者所加。可见, 用方括号加注来处理中国典籍中常见的省略现象显然比文内隐注要更胜一筹。

此外, 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 有时译者不得不在译文中增加一些起衔接作用的连词或短语来再现原文的逻辑关系。艾译在增加这类衔接性词语时同样采用了方括号加注的方式, 以表明括号内的内容系译者所加。例如:

(2) (故时年岁善, 则民仁且良;) 时年岁凶, 则民吝且恶。

企鹅版艾译:... [conversely, ] if the seasons of the year are disastrous, the people are parsimonious as well as bad. (johnston 2013: 19)

(3) (今有人于此, 少见黑曰黑, 我见黑曰白, 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 少尝苦曰苦, 多尝苦曰甘, 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

企鹅版艾译:... [likewise, ] suppose there was someone, who when he tasted a little bitterness, called it bitter. (johnston 2013: 92)

艾译正是通过采用方括号加注的方式, 一方面补足了原文所缺损的信息, 增强了译文内在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特殊的深度翻译策略, 有意让读者辨认出这些信息是原文所无、译者所加的, 从而让读者既能看出译文和原文的差异, 又能看出译者案本而译的严肃态度, 因而更增强了译本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2 圆括号加注:直译存真

除方括号加注外, 企鹅版艾译还频繁采用圆括号加注的策略。这种策略主要用于翻译《墨子》中包含独特中国文化价值或思想的核心术语, 具体做法是:先将术语以汉语拼音“译”出, 并以斜体凸显, 然后在圆括号内添加其在某特定语境中尽可能多的解释。

例如, 墨子为了彰显其功利主义哲学思想, 在《所染》、《七患》、《尚贤》、《兼爱》等多个篇章中频繁阐释“仁”、“利”与“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艾译在翻译这些概念时所采用的便是圆括号加注法:以“仁”为例, 将《所染》中的“仁” (即“仁爱”之意) 译为ren (loving kindness, humane conduct) , 《尚贤》中的“仁” (意指统治者给予贤能的宽厚待遇) 译为ren (generous) 。这样, 便对不同语境中的“仁”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翻译。这种圆括号加注的方式, 通过音译加直译的综合使用, 不仅保存了墨家思想的真义, 其妙处还在于, 让读者通过斜体拼音的暗示, 明白了这两个不同的意思其实均源自同一个概念“仁”, 从而可使读者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认识。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 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 (朱振武 2016:83) , 如何让西方读者透过文字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典籍翻译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也是译者常常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学西传初期的来华传教士们在将《论语》、《四书》等中国典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时, 常囿于自身的基督教立场预设, 有意对中国哲学进行神学化阐释, 如将儒学的核心思想“仁”和“义”分别译为基督教宗教色彩浓厚的宗教语汇“humanity”和“righteous”, 将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爱”直接译为体现基督教博爱思想的“universal love”。后来的译者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也基本上沿袭了传教士发明的这套译名体系。但这种译法的不足甚至危害早已引起中西学界有识之士的警觉。陈荣捷指出, 这是“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chan 1969:468) 。安乐哲也对这些穿凿附会的解释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指出了这种译法的严重后果, 认为这种现象若长此下去, “西方人文学者试图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时, 已经给这些文本无形地强加了许多西方式的假设, 并且配以能够传达西方式理解的词汇表。最初, 中国哲学文献由于‘基督教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 晚近则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框架里” (安乐哲 2002:6) 。而且, 中国哲学之所以长期以来在西方遭受误解和冷遇, 包括黑格尔在内的部分西方学者甚至不愿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 应该说过去那种比附的译法难辞其咎。因此, 如何选择恰当的语汇来翻译中国哲学术语, “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学化或文化利用型翻译途径, 采取文化还原式的翻译策略如音译、创译和综合翻译等方法来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和财富” (杨平 2012:77) , 让西方读者充分领略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 是实现中西哲学平等对话的重要前提。

从这种意义上说, 艾乔恩在翻译《墨子》中的哲学术语时所采用的“斜体拼音+圆括号加注”的方式, 不仅可为译本自身营造出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果, 而且还可使墨学等中国传统哲学不再因沦为解释基督教教义的脚注而丧失其独特的哲学品格。这种务求存真的译法若能普遍采用并长期坚持, 对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哲学的内在义理和独特品格, 促进中西哲学的平等对话, 无疑将会大有裨益。

2.3 段后评注:释疑解惑

艾译中, 段后评注主要用于《墨经》和《城守》两章的翻译。《墨子》早在1861年就有了理雅各的英译本, 后来梅贻宝 (1929) 和华兹生 (1963) 等也都陆续出过不同的译本, 而且都在西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 这些译本都不约而同地省译了《墨经》和《城守》这两个最能体现墨学哲学的部分, 致使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仅将《墨子》作为一种宗教文本来解读。之所以不译, 大概因为这两部分含有大量的生僻字, 且篇章结构混乱, 历来被认为是全书最艰深晦涩的章节。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艾乔恩在翻译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严复“按语”的办法, 在每一小段译文后添加一个“comment” (即“评注”) , 援引中西方权威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文中晦涩难解的词句加以解释, 以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比如:

(4) comment: on the head character shuo, graham writes: “to explain (shuo) in the dialectical chapters...is nearly always to offer proofs; indeed, there is no other word for demonstration in the vocabulary.” (johnston 2013: 225)

这样的评注在这两部分多达226条, 而且译者在援引相关学者的观点或解释时并不囿于一家之言, 而是反复参详原作, 比对众家之言, 通过详加考辨, 推断出某词或某句的真实含义, 然后博采众长, 并对觉得值得商榷之处予以标记。

2.4 尾注:追根溯源

企鹅版艾译中还有一种突出的形式值得关注, 那就是在整个译文后添加尾注。艾译的尾注按章编号, 共计183条, 按功能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章节标题译法的解释, 比如:

(5) shangxian: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how the title should be translated. i read shang as zunzhong (to value or esteem) or as chongshang (to advocate or uphold) in chapters 8-10 and 11-13. i have used “exalt” to attempt to convey the idea that both worthiness and unity (of ideas) should be valued or advocated to the extent. (johnston 2013: 435)

该尾注解释了译者对“尚贤”这一标题的理解和译法。二是对历史人物、典故等的介绍。这类尾注占比较多, 但凡原作中出现过的人名、地名、书名或典故, 译者都会在尾注中以点睛之笔予以介绍, 做到有名必传、有典必释。比如:

(6) 是故比干之殪, 其抗也;孟贲之杀, 其勇也;西施之沈, 其美也;吴起之裂, 其事也。(《亲士》)

企鹅版艾译:bi gan’s ... of affairs: bi gan (twelfth century bce) was put to death by the tyrant zhou for his outspoken criticism of zhou’s excesses. meng ben was noted for his strength and courage, bu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a native of wei or qi is being referred to. if he was put to death by king wu of qi, it is evidence for this chapter being later than master mo himself (as is wu qi) . xishi (fifth century bce) of yue, fame for his beauty, was the key figure in a stratagem by goujian against fu chai. wu qi (d. 381 bce) , a native of wei, was a noted statesman and military strategist; he served in several states. the tradition is that he was killed by fellow officials jealous of his great ability. (johnston 2013: 435-436)

例 (6) 中, 墨子通过列举比干、孟贲、西施、吴起四位中国历史上著名贤才的悲惨命运, 告诫统治者必须“亲士”, 爱贤惜才, 给予人才公正的待遇。译文若不对这些人物的历史身份进行介绍或解释, 英语读者在阅读时估计只能停留在文字表面而很难理解作者深意, 故而会“虽译犹未译”。艾译不同于其他译本之处, 便在于它充分利用尾注, 以简约的文字对这类已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地名、书名、典故等作了必要的介绍, 为读者深入理解作者意图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语境。

上述多种形式的译文内深度翻译策略交相呼应, 浑然一体, 而且不同形式的注释被赋予不同的交际功能, 从而使译本不仅达到了案本而译、务求存真的目的, 而且还通过释疑解惑、追根溯源, 为读者深入理解作者意图进而更真切地接近中国传统哲学铺就了道路。

03 企鹅版艾译的译文外深度翻译

如果说译文内深度翻译是为了阐释原作字里行间的奥义, 引导读者深入理解原作意图, 那么译文外深度翻译则是为了帮助读者加深对原作的体认, 并为读者呈现原作所折射的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的一隅隅精彩风景。艾乔恩采取的译文外深度翻译主要有前言、导论、导读 (仅限《墨经》和《城守》两章) 、推荐阅读、翻译说明、度量衡换算表、术语表、中国历史朝代时间换算表、封底推荐词等形式。

3.1 导论:提纲挈领

导论在译作中常常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有助于引导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原作的结构布局, 理清原作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 进而深刻理解原作的精髓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墨子对于西方普通读者而言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为此, 艾乔恩专门撰写了一个长达23页的导论, 对墨子的生平和籍贯、墨家学派以及《墨子》的结构、创作背景和版本演变等情况作了梳理, 并重点概括了体现墨子核心思想的《十论》的主要内容。此外, 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墨家与儒家等其他先秦哲学流派的关系, 他还特别提供了一幅精彩的图表, 清晰展示出儒墨道名法等流派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的活动情况、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导论结尾处高度称赞《墨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墨子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对儒家思想提出质疑的学者, 其思想极富创新精神, 墨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对自然科学、哲学认识论、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等问题作了系统探讨。导论频繁征引梁启超、孙诒让、谭家健、葛瑞汉等古今中外著名学者的治墨成果, 且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彰显了译者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汉学修养。因此, 这篇长篇导论兼具普及与研究价值, 有助于西方读者对墨子其人、《墨子》其书和墨家思想进行初步了解, 并对先秦哲学的演进脉络进行整体观照。

2 推荐阅读与翻译说明:启牖后学

译者通过“推荐阅读”向对墨子哲学感兴趣的英语读者推荐了西方主要的墨学研究成果, 包含《墨子》最常见的五种英译本、1927至2008年以来11篇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墨学研究的论文以及陈荣捷、冯友兰等学者撰写的六部中国哲学史英文著作。

“翻译说明”则分析了《墨子》在西方译介成果不多的原因, 并重点分析了《墨子》多以节译本出现、全译本问世较晚的两个重要原因, 认为这首先是因为自汉朝以降直至晚清, 墨子及其学说在中国始终受到儒家排挤, 未受重视;其次是由于《墨经》和《城守》两章过于生涩难懂, 给翻译带来了巨大困难。此外, 译者还介绍了《墨子》在西方的译介情况, 认为它至少已被译成了英、德、法、荷四种语言 (可惜并未指出这些译本究竟由何人何时何地翻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译者还交待了译本所采用的七种底本, 它们几乎囊括了晚清、近代和当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最权威的底本, 而且译者还参考了港台地区出版的一些底本。这些材料的整理, 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墨子》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3.3 其他形式的译文外深度翻译

除了上述两种形式, 艾译中其他几种形式的译文外深度翻译也让人印象深刻。

3.3.1 度量衡换算表

《备守》部分因介绍守城所需器具及其数量的需要, 使用了两、斤、寸、石、钧等12种度量衡单位, 但其换算方式与现代迥然不同。为此, 译者依据《汉书·律历志》的相关记载, 先将其分为重量 (weights) 、体积 (capacities) 和距离 (distance) 三类, 再详细提供了这些度量衡单位在先秦时期的折算公式, 如1 liang=16g (16 liang=1g) ;1 sheng=199.687ml (10 sheng=1dou) 等。

3.3.2 术语表

《墨子》中术语丰富, 像“君子”“仁”“义”等术语同样也频繁出现在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为此, 艾译提供了《墨子》中76种中国古代文化术语在西方的常见译名, 从而方便了读者交叉比对, 按图索骥, 有利于加深读者对中国古代哲学核心概念的理解。

3.3.3 中国朝代日期换算表

该换算表提供了从尧舜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历朝历代的起止时间及其公元换算公式, 同时对每一历史阶段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亦有所介绍。例如, 译者在介绍周朝时, 附上了春秋战国时期11位主要思想家大致的生卒时间, 以方便读者查考。

3.3.4 封底推荐词

译者选用“若使天下兼相爱, 国与国不相攻, 家与家不相乱”这句《兼爱》中最著名的话作为推荐词, 同时附上一小段文字, 对墨子的主要思想进行概括和评价, 指出《墨子》尤其是《墨辨》“为中国哲学带来了突破性的变化”。

04 结语

艾乔恩的《墨子》译本精心打磨了近20载, 译者通过多种深度翻译策略的综合运用, 对墨学义理阐微发幽, 使译本既做到了精密闳通, 体例甄善, 又做到了详赡严密, 工整凝练, 从而较好地诠释了深度翻译“将翻译文本置于源语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的主张, 同时也彰显了译者对原作和他者文化的包容与尊重。多种深度翻译策略的交相使用, 拓宽了《墨子》的价值场域, 提升了《墨子》在英语世界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使这部晦涩难懂的中国典籍由学术殿堂走向大众视野。从这种意义上说, 艾译对深度翻译策略的这种深度开发和综合应用, 对改善当下中国典籍翻译质量, 提高译介效果, 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典籍“走出去”的层次和影响力, 具有重要的借镜意义。

同时也应强调的是, 深度翻译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 但诚如曹明伦 (2013) 所言, 运用此法的前提是译者必须要有敬业精神, 而这种敬业精神又须建立在译者良好的历史文化素养之上。即是说, 深度翻译的成功, 有赖于译者对原作之熟稔, 对中国文化之博赡, 对译艺之耕耘。在这方面, 艾乔恩堪称楷模, 其《墨子》英译, 尤其是企鹅版英译, 堪称深度翻译在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实践中成功运用的典范。

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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